弱势群体调查报告(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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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为金钱的中介者；第四类则是部分驻国外及港澳等地的中资机构的掌权者。除上述四类通过各种寻租活动致富者之外，还有一些“抓住机遇”在改革中“搭上车”的人。（以上参考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
　　很显然，弱势群体是腐败问题的受害人，他们对这个问题表现的非常敏感，对腐败官员相当痛恨。当被问及“是否会根除腐败”时，大部分持悲观态度。他们很多人认为自身生活的困窘与领导的贪污腐败大有关联，认为必须加大法治力度，“杀一儆百”。
　　下面让我们通过几个个案来具体地感受一下底层民众的心理：
　　个案李某男下岗岁。
　　当被问及下岗原因时，李某坦然承认这和他自身能力有关，但他同时指出，正是单位领导的腐败无能，导致好端端一个工厂的破产。他说，“单位里的事说不明白，都说工人是领导阶级，为什么当官的坐小轿车我们饭都吃不上？我们厂里那些当官的是怎么上去的？市里面有人。什么是能耐？会拍就是能耐。……当官的全他妈是孙子，我们被孙子坑了。”
　　个案魏某男下岗岁。
　　和李某相似，他也把下岗的一定原因归结于领导的腐败，不过，他更多的是表现出一份看透了的无奈。他说，“我们厂本来还能活，他们（指厂领导）不想干了，想卖，好端端的机器当废铁，自己可算是捞够了……现在这社会没地方说理，自己老实呆着吧。这么回事，没有门子没当官。”
　　个案张某男残疾岁。
　　张某下岗后想在社区谋一个活干，但是社区领导迟迟不予安排，一些空位子都交由有关系有人去做，张某对此愤愤不平。他说，“你们既然下来了，说好好写一写。我们社区上面给拨了三百万，哪去了？没了。我们可是没看到他们给社区干什么实惠事，没办法的事。”
　　以上可以看出，在利益分配中作为弱势一方，他们很难心悦服地接受既定的游戏规则，对个别领导干部的以权谋私，他们相当愤怒。目前虽然党和政府的反腐工作卓有成效，但是腐败的面积是巨大的，转型期的体制真空给了太多人可乘之机。现在弱势群体愤怒的情绪郁积着，甚至已经上升到一个危险的高度。政府务必要做好疏导的工作，进一步加大体制监控与司法打击的力度，显示我们处理腐败问题的信心与决心，否则后果很难估计。
　　⒊对改革负面问题——贫富分化的认识。
　　贫富分化作为近年来越来越凸现的社会问题，与腐败密切相关。现在已经不是讨论贫富分化的有无，而是要考察反映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到底是多少，如何来弥合贫富分化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这次所调查的对象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贫富分化哪个社会都有，现在还可以接受；也有的认为现在“赃钱”太多，有的人富的不明不白。概况来说，人们可以接受正当的贫富分化，但对权势阶层一些灰色收入表示愤慨。
　　从全局上看，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此来推动全民族的共同富裕，这一宏观构想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共同贫困”虽然已经解决掉，但“共同富裕”还远未实现。现在政府和社会不得不正视这样的一具事实：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一种“马太效应”：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由于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有导致贫富分化的自发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持共同富裕原则，避免两极分化过度，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适当的程度，疏导下层不满的情绪，降低社会风险，也成为政府必需面对的重大问题。
　　个案张某男下岗工人岁。
　　当被问及对改革的整体评价时，他很严肃地说“要感谢邓小平”，毕竟，收入和改革前相比高了一大块。但他认为，“虽然小时候总是吃不饱饭，但是那时候家家都一样，谁也不比谁高多少，日子过得舒心。现在不行了，啥样人都有富得流油的，你看看那些小洋楼是老百姓住的么？我们靠一双手挣钱，那些人呢？那些钱哪来的？大风刮来的？我不说你们学生也知道。”
　　个案徐某女残疾岁左右。
　　徐某也是因为工伤，生活难以自理，面对改革的大形势，他说，“我是没知识的人，这些我也不懂。我现在就想快点把治病的钱报了。”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贫富分化，她说，“有钱的人确实有本事，但挺多人不是好道来的，我寻思着法院应该管一管他们，咱们不是社会主义吗？那帮人跟老百姓比，有点太富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从根本上说，弱势阶层的处境恶化对政府而言是具有危机性质的社会问题。所以政府面临的抉择是艰难的：在公有制条件下，劳动推动生产力是主要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已初步建立的情况下，资本推动也是必不可少的。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资本收入越多，越有利于资本形成。如何使资本要素参加分配，并确定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比例，牵涉到社会公正问题，而不平等这个伦理问题又和所有的社会经济关系相连。不管怎样，政府要考虑和不仅仅只是经济效率问题，它所肩负的责任比这要复杂得多。因此，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政府不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