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人口数量的有关问题(2)[1]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6/02 01:28:18 社会学论文
人口数量的有关问题(2)[1]社会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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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立”和“首要因素”
人口数量压力是环境退化的独立要素和首要原因。
作为环境退化的独立要素，人口数量压力表现为压迫生物的“阈密度效应”，即当人口密度超过某一限值，生物种群便会衰退或消失。“阈空间”指生物生存、繁衍所需的空间下限(km2／个，群)；“阈密度”指生物对人口密度容忍的上限(人／km2)。“阈空间”与生物的体型、营养级正相关，即体型越大，在食物链中的位置愈靠后，阈空间便愈大；同“阈密度”反相关，即阈空间愈大，生物对人口密度容忍的上限便愈小。由此，从r－对策物种到k－对策物种，阈空间呈阶梯式陡增，阈密度呈阶梯式陡减。猛禽，如毛脚鹜、游隼需12－28 km2方能正常生存，人参种群的生存仅需几平方千米。中国犀牛的阈空间为1.5×104km2(沼泽、丘陵林地)，阈密度为2－3人；东北虎的阈空间为0.54×104km2，阈密度为26人；黑熊的阈空间为数百平方千米(1只约需10－20 km2)，阈密度为65人；红松的阈空间为300－500km2，阈密度为40人。故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密度的上升，生物特别是k－对策物种灭绝的速度加快——当代生物灭绝速度数百倍、上千倍于地质年代(自然状态下为每1 000年1个，而今每天便有3个物种灭绝)，即是人口爆炸性增长形成的强大“阈密度效应”的必然。人口数量对生态／环境作用的独立性表明，(仅从生态角度看)即使不捕捉、不猎杀，单是人口密度的增加便会对k－对策物种造成致命的伤害。
人口数量压力作为环境退化的首要原因，主要展现为人口的“基本需求效应”。按土地承载力的概念，对环境的各种冲击量(驱动力)均可归化为一定消费水平的人口，即人口规模和消费水平。“基本需求效应”的形成，在于数量与基本消费的不可分割(不存在没有基本消费的数量)，基本消费与非基本消费相比而言的刚性(人可以不坐飞机，但绝不可以不吃饭)，特别是基本消费品生产要素(土地、水、气候及其空间配置)的短缺，以及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对自然系统的外部性——森林毁坏、草场退化、水土流失、荒漠化和物种灭绝等。而基本消费品生产的艰巨性，则促使人们增加投入(化肥、农药、机械动力)，进而加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搞钱容易搞粮难”是一个普遍性问题。1950－2000年，全球经济产出增长5.6倍(由近7万亿美元到46万亿美元)，而谷物产量在大量投入下仅增1.9倍(由6.4亿吨到18.55亿吨)。1998年，中国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灾害，在很大程度上即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在人口数量压力下——摆脱贫困，追求温饱——毁林垦荒的必然恶果。人口的“阈密度效应”和“基本需求效应”表明，减少人口数量对保护、改善生态／环境的根本性作用。
三、数量与结构
(一)“人口红利”
人口对经济的影响被一些人进一步归结为年龄结构的变化：在人口转变初期，人口数量增长迅速导致社会负担加重而对经济发展不利；到第二阶段，人口数量增长减缓带来社会负担减轻而有利于经济发展；进入第三阶段，人口增长趋于静止，人口结构趋于稳定，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趋于中性。一些研究还得出以下结论：人口年龄结构红利因素在东亚经济奇迹中的贡献率为1／3至1／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对近二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为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红利”效应，尽量延长“机会窗口”的开启时间，中国必须放开二胎生育，实施人口“可持续不减”战略。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追求“人口红利”所要付出的代价，除人口和就业压力外，还有资源／环境压力的持续和增大，进而生态／环境恶化的加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态／环境在总体上趋于恶化：森林严重退化，支持覆盖率的多为次生林和人工林；水土流失面积为367×104km2，占国土面积的40％；七大河流已成“悬河”，1／2的人口、1／3的耕地、7／10的产值处于江河洪水位之 下；荒漠化土地为262.2×104km2，占国土的27.3％，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四亿人口和其耕地、家园处于荒漠化的威胁之中；耕地以中、低产田为主(78％)，且处于质量递减状态；江河断流时有发生，湖库干涸不断出现，农业严重缺水，人畜饮水困难，1／2城市供水严重不足，地下水严重超采；江河严重污染，3／4河段已令鱼类无法生存，4／5人口饮水受到污染，1／4人口饮水水质不良；大气污染严重，几乎所有城市的TSP(总悬浮颗粒物)都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SO2排放居高不下，半壁河山酸雨肆虐；洪涝、干旱、生物灾害、地质灾害规模扩大，近岸海域赤潮濒发；大型哺乳类、爬行类、鸟类濒临灭绝，鼠类兴盛为灾等。
合理的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无疑是有利的，但与人口压力、就业压力及由此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相比，与之相关的“人口红利”只能算是“蝇社会学论文
(三)“独立”和“首要因素”
人口数量压力是环境退化的独立要素和首要原因。
作为环境退化的独立要素，人口数量压力表现为压迫生物的“阈密度效应”，即当人口密度超过某一限值，生物种群便会衰退或消失。“阈空间”指生物生存、繁衍所需的空间下限(km2／个，群)；“阈密度”指生物对人口密度容忍的上限(人／km2)。“阈空间”与生物的体型、营养级正相关，即体型越大，在食物链中的位置愈靠后，阈空间便愈大；同“阈密度”反相关，即阈空间愈大，生物对人口密度容忍的上限便愈小。由此，从r－对策物种到k－对策物种，阈空间呈阶梯式陡增，阈密度呈阶梯式陡减。猛禽，如毛脚鹜、游隼需12－28 km2方能正常生存，人参种群的生存仅需几平方千米。中国犀牛的阈空间为1.5×104km2(沼泽、丘陵林地)，阈密度为2－3人；东北虎的阈空间为0.54×104km2，阈密度为26人；黑熊的阈空间为数百平方千米(1只约需10－20 km2)，阈密度为65人；红松的阈空间为300－500km2，阈密度为40人。故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密度的上升，生物特别是k－对策物种灭绝的速度加快——当代生物灭绝速度数百倍、上千倍于地质年代(自然状态下为每1 000年1个，而今每天便有3个物种灭绝)，即是人口爆炸性增长形成的强大“阈密度效应”的必然。人口数量对生态／环境作用的独立性表明，(仅从生态角度看)即使不捕捉、不猎杀，单是人口密度的增加便会对k－对策物种造成致命的伤害。
人口数量压力作为环境退化的首要原因，主要展现为人口的“基本需求效应”。按土地承载力的概念，对环境的各种冲击量(驱动力)均可归化为一定消费水平的人口，即人口规模和消费水平。“基本需求效应”的形成，在于数量与基本消费的不可分割(不存在没有基本消费的数量)，基本消费与非基本消费相比而言的刚性(人可以不坐飞机，但绝不可以不吃饭)，特别是基本消费品生产要素(土地、水、气候及其空间配置)的短缺，以及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对自然系统的外部性——森林毁坏、草场退化、水土流失、荒漠化和物种灭绝等。而基本消费品生产的艰巨性，则促使人们增加投入(化肥、农药、机械动力)，进而加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搞钱容易搞粮难”是一个普遍性问题。1950－2000年，全球经济产出增长5.6倍(由近7万亿美元到46万亿美元)，而谷物产量在大量投入下仅增1.9倍(由6.4亿吨到18.55亿吨)。1998年，中国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灾害，在很大程度上即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在人口数量压力下——摆脱贫困，追求温饱——毁林垦荒的必然恶果。人口的“阈密度效应”和“基本需求效应”表明，减少人口数量对保护、改善生态／环境的根本性作用。
三、数量与结构
(一)“人口红利”
人口对经济的影响被一些人进一步归结为年龄结构的变化：在人口转变初期，人口数量增长迅速导致社会负担加重而对经济发展不利；到第二阶段，人口数量增长减缓带来社会负担减轻而有利于经济发展；进入第三阶段，人口增长趋于静止，人口结构趋于稳定，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趋于中性。一些研究还得出以下结论：人口年龄结构红利因素在东亚经济奇迹中的贡献率为1／3至1／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对近二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为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红利”效应，尽量延长“机会窗口”的开启时间，中国必须放开二胎生育，实施人口“可持续不减”战略。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追求“人口红利”所要付出的代价，除人口和就业压力外，还有资源／环境压力的持续和增大，进而生态／环境恶化的加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态／环境在总体上趋于恶化：森林严重退化，支持覆盖率的多为次生林和人工林；水土流失面积为367×104km2，占国土面积的40％；七大河流已成“悬河”，1／2的人口、1／3的耕地、7／10的产值处于江河洪水位之 下；荒漠化土地为262.2×104km2，占国土的27.3％，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四亿人口和其耕地、家园处于荒漠化的威胁之中；耕地以中、低产田为主(78％)，且处于质量递减状态；江河断流时有发生，湖库干涸不断出现，农业严重缺水，人畜饮水困难，1／2城市供水严重不足，地下水严重超采；江河严重污染，3／4河段已令鱼类无法生存，4／5人口饮水受到污染，1／4人口饮水水质不良；大气污染严重，几乎所有城市的TSP(总悬浮颗粒物)都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SO2排放居高不下，半壁河山酸雨肆虐；洪涝、干旱、生物灾害、地质灾害规模扩大，近岸海域赤潮濒发；大型哺乳类、爬行类、鸟类濒临灭绝，鼠类兴盛为灾等。
合理的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无疑是有利的，但与人口压力、就业压力及由此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相比，与之相关的“人口红利”只能算是“蝇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