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现代管理的应有追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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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其实就是管理国家的意思，而儒家的管理国家的理论就是合乎道德的管理理论，儒家管理的思想基础就是管理应是合乎道德的管理。”[16]自从孔子提出“为政以德”[17]的主张后，儒家的各代传人都先后论述了道德在国家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孟子提出“以仁得天下”，[18]董仲舒提出“以德为国”，王充主张“治国之道当任德”等等，这些都充分证明儒家对合乎道德的管理，合乎道德的治国一直是十分重视的。
　　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实际上就是其“德治”思想。所谓德治，“德”就道德、伦理，“治”就是管理，就是以道德教化为主要的管理国家的手段，利用道德来协调和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使管理合乎道德，以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因袭于夏至周逐步形成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礼治思想，也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家之精义，尤其是管子的“德治”思想。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的主要包括：其一，施政以仁义为原则。孟子说：“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18]“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兴废存亡者亦然”。[18]这就是说，儒家把仁爱原则作为管理国家的基本标准。其二，管理以和谐为理念。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17]孟子则把“和”抬到比当时人们都极为看重的“天”还高的地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8]正由于此，后世儒家学者都极为重视“和”的重要作用，强调管理要符合和谐理念。其三，养民也惠。儒家学者都非常重视对老百姓的管理，认为在管理百姓时，最重要的、也最根本的措施是惠民、富民。孔子提出的富民、惠民主张，包括“富之”、“使民以时”、“因民之利而利之”、“敛从其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17]等内容。而孟子则继承这一思想并作了进一步发挥，孟子要求管理者在管理百姓时要“制民之产”。他认识到人们如果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18]所以，统治者应该使百姓的产业上足以事父母，下足以养妻儿。好的年成可以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至于饿死。在制民之产时，施行“不违农时”、“勿夺其时”、“薄税敛”[18]等措施。其四，管理者以德才为标准，治吏以道德为圭臬。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主张管理国家的人应是贤人，要求治国应该做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18]要做到这样，就要以德选人即以德行、学识为标准来选拔人才，儒家一贯强调，“有德无才是庸才，有才无德是害才”，管理者的标准应是德才兼备。同时儒家还强调以德管人即以德治吏，要求管理者为政清廉即公私分明、见利思义、清正廉明、以诚从政、以德修身等。总之，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实即以道德为圭臬来进行管理的思想，他们认为伦理与管理就是直接同一的，伦理是管理的价值目标，是管理追求的应有境界。
　　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但是我们对其也必须进行辩证地、历史地分析。从理论上看，一方面，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中具有许多合理因素，如前文所述。这些合理因素对调整过去中国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人际关系起过重大作用，在当前的社会管理中，只要我们根据道德生活实际，赋予新的意义，对提高我国人民道德水平，协调人际关系，管理国家，稳定社会秩序，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儒家合乎伦理的管理思想中也有许多糟粕，如重德治轻法治倾向就是其重大缺陷。在国家管理实践中，道德和法律从来就是两种不可或缺、不可偏废的手段，孟子曾正确地指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17]正是因为法与德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管理手段和标准，所以它们才能在发展上相互转化，在内容上互有重叠、相互渗透，在功能上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也才导致它们“一个都不能少”。在当前，我们必须既坚持依法治国，也坚持以德治国，把合法制的管理与合道德的管理很好地结合起来，依靠科学技术，德法并举，如此，我们的管理水平才能得到很大提高，从而走向管理现代化。
　　2、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关于非正式制度在管理中的作用的分析说明伦理具有管理价值。
　　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关于非正式制度在管理中的作用的分析亦是我们把伦理作为管理的应有追求的重要理由。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尽管是一个经济学流派，它所研究的主要是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它所提供的许多结论则对人类的各种活动包括管理活动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当代管理主要是通过规章制度运行的，而规章制度实质上就是一种管理活动或技巧，它是管理活动得以开展的物质载体。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制度”就是规范与管理人的行为及人与人关系的规则系统，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规则实施机制所组成，其中伦理道德观念和规范涵括在非正式规则之中，甚至是其核心构成。诺思和刘易斯等人认为，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正式规则对人们的经济活动的激励和限制虽然是强有力的和更直接有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