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论文：人道主义干涉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及其前景 （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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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原来在两极格局掩盖下的民族矛盾、种族纷争和宗教冲突一再涌现，地区分治主义不断抬头。因此，人道主义干涉（HumanitarianIntervention）的问题再次被提上了国际社会的议事日程。特别是前几年来北约对南联盟的武力威胁和军事打击更是举世瞩目，围绕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问题也成为了争论的焦点。[1]本章试图从传统的人道主义干涉分析入手，结合有关的国际实践，对人道主义干涉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和前景作一些法理剖析。

一、人道主义干涉的界定

“人道主义干涉是一个经常引起混乱和误解的概念。”[2]因此，很有必要首先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概念作出界定。

人道主义干涉，是指在没有被干涉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对该国实施武力干涉或以武力干涉相威胁。它包括两类行为：一是为了人道主义目的而实施的强制行动（EnforcementActionforHumanitarianPurposes），它是在出现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下，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由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组织实施的或者由其授权而进行的集体干涉；另一类是没有授权的单方面的或由多国进行的干涉。后者是一种狭义的人道主义干涉，它是由一国或多国对另一国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旨在中止或预防大规模地、严重地侵犯基本人权。这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的行为既没有事先得到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授权，也没有被干涉国合法政府的同意。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下列行动或多或少地与人道主义干涉有关，但不包括在本章所指的人道主义干涉的范围之内。

第一，经合法政府同意或应其请求的干涉。因为，这种干涉与国家主权原则并不矛盾。鉴于过去存在众多滥用“邀请”而进行干涉的实例，因而重要的是如何确定真正构成合法政府同意的有效性。但这个问题更不在本章的考究范围之内。

第二，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联合国人道主义紧急救援行动。在原则上，联合国的这类行动总是基于与有关政府或冲突各方的协议。

第三，一国为保护旅居国外、处于紧急危险状态下的本国国民而实施的军事营救行动。没有外国政府的同意，一国是否有权为保护处于危难状态下的本国国民而对另一国进行军事干涉，存在争议。由于在法律性质上这类行动不同于人道主义干涉，因此，在理论上也必须把它们分开。

第四，非人道主义目的的军事干涉，如反对侵略、支援内战中的一方、支持民族自决等等。

二、传统的人道主义干涉

（一）早期的国际法学家学说

根据国际人权法的权威学者西奥多。默柔（TheodorMeron）近来的研究，“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前的一些国际法著作表明，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概念以及现代人道主义干涉权利在格老秀斯之前就已经形成”[3].圣。托马斯。阿奎那斯（St.ThomasAquinas）就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一国君主有权基于宗教的利害关系干涉另一国的内部事务，如果后者虐待他的臣民超出了似乎可以能够接受的程度。后来，他的这一学说演变为援助另一国人民反对专政统治是合法的原则。[4]

人道主义干涉的思想也呈现在其它中世纪学者，如弗兰西斯科。苏亚利兹（FrancisoSuarez）和真提利（AlbericoGentili）等人的著述中。[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劳特派特认为，格老秀斯的著作包含了“人道主义干涉原则的最早的权威声明”；格老秀斯主张：“对人类的暴行一开始，国内管辖的专属性就停止。”[6]

总之，早期的国际法学者把大规模侵犯人权作为诉诸战争的法律依据和正义战争学说的组成部分，这正如现代国际法学家把它作为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理由一样。

然而，在16世纪随着近代国家主权理论的产生，虽然早期的公法学家，如维多利亚（FranciscodeVitoria）、真提利和格老秀斯等提倡专门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学说，但主要是出于宗教因素的考虑。按照当时的时代精神，人道主义干涉的真实含义是一种基于自然法的宗教干涉保护基督教徒的权利。三十年战争后，这种人道主义干涉就被更普遍的政治性干涉的实践所取代。[7]

（二）19世纪国家的理论与实践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法律意义上，19世纪国家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都与当代人道主义干涉合法性的争论更密切相关。在19世纪，虽然出现了不干涉原则，并很快获得了普遍的承认，然而，主宰19世纪国际法律秩序性质的是根据条约的干涉权。从1815年开始，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三国试图以“神圣同盟”为基础建立普遍的军事干涉原则。此外，19世纪在理论上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干涉理由——人道主义。它与政治自由主义思想和基本人权的概念相关。

在19世纪的国家实践中，有很多援引人道主义来证明干涉的合法性的法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