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官方公布都是说国民党干的,但是也听人说共产党也应该负责任,到底项英都犯了那些错误导致军部损失如此巨大?

皖南事变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官方公布都是说国民党干的,但是也听人说共产党也应该负责任,到底项英都犯了那些错误导致军部损失如此巨大?
皖南事变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
官方公布都是说国民党干的,但是也听人说共产党也应该负责任,到底项英都犯了那些错误导致军部损失如此巨大?

皖南事变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官方公布都是说国民党干的,但是也听人说共产党也应该负责任,到底项英都犯了那些错误导致军部损失如此巨大?
事变背景
根据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定,新四军在编制上属于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领导.但是新四军事实上听命于延安的共产党.毛泽东曾经就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1：
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邓子恢在《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与两条路线的斗争》（《星火燎原》第六卷第三九四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出版. ）中记载：
少奇同志在分析这些情况之后,认为要开辟苏北,要建立以苏北、皖北为中心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单靠新四军现在江北的四、五支队力量是不够的.因此少奇同志在淮南反摩擦以后便向中央提出建议：如果我们要向东发展,解决苏北问题,最大障碍是顽军韩德勤.韩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苏省主席,是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所属部队号称十万,声势不小,要扫除这个绊脚石,全面解决苏北问题,单靠现有江北部队显然力量不足,因此建议中央从华北调八路军一就师南下,并令江南陈、粟部队北上,归中原局统一指挥.这个电报发出不久,中央便同意少奇同志的建议,即要陈毅、粟裕两同志率苏南部队渡江北上,调八路军第五纵队三个旅南下,进入苏北,归中原局统一指挥.一九四○年十月黄桥一战,陈、粟部队歼顽韩主力,我五纵队也已进入苏北盐城.
所以新四军在扩充势力的过程中,不时与同一战区的国民党军队发生武装冲突.1940年10月初,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和陈泰运所组成的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共产党部队新四军发生严重冲突.陈毅率领的“新四军第一支队”,以不到万人的兵力,于交战过程中,击败总兵员达三万以上的桂系陈泰运部队,占领江苏北部的黄桥,并于不久攻下泰州姜堰.而称为“黄桥事件”或“黄桥事变”的该军事冲突,不但造成国民革命军万余人伤亡,且让本来仅驻安徽的共产党新四军,控制了江苏部分省境.
同月19日,因为担心类似两党军队冲突的黄桥事件再度发生,以致影响中日战争战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最高领袖委员长蒋中正命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
因此,又证明兄等来电所谓编制方面,因任务与组织之连带关系,因而超过原来编制,现在有五十万人之说者,果指此而言乎?夫统帅部对于各军任务分配,均视其军队之素质与敌寇之情况,而规定作战地区与作战任务；第十八集团军原在晋北作战,新四军原在江南作战,其性质装备,皆与规定地区悉相配合,乃兄等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弃规定任务,而肆意越境略地,夺枪勾兵,自由扩编,故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至今竟称为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裹胁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总计不下数十人,从未有未经奉准,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百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领饷者.兹兄等所称人数,若为未奉核准,而擅作毫无限度之扩编,恐再阅几时,势必号称百万；中央安有如许财力,地方安有如许民力,供给此核定数目以外,无限制之兵员?若本无此数,而漫为虚报,则法定编制尚应剔除缺旷,更无不经点验而滥发之理.苟有其一皆悖抗战建国,统一军政之原则. …… 然而中央为顾全抗战之大局,统帅为爱护抗战之实力,对于兄等部队种种违令干纪之行动,不惟迄今大度包容,不加罪谴,而且始终顾全,期以精诚相感,始则改划作战地区,屡将被兄等攻击之国军,设法他调,以避免摩擦；最后,且不惜将抗战有功之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与该战区抗战有功之国军各部,均予调开,而如提示案中所示,准予玉阶兄指挥冀察区内军事指挥之大权,俾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全数集中该区域内,得有广大之作战地域,尽量发展抗战之功用,并免与友军杂处,根本消除所谓摩擦之因素,藉使全国各军,同仇敌忾,无所牵制,得以各对当面之敌,专心作战.中央之所以维护兄等所部,委曲求全,盖已无微不至矣.切望兄等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厚集兵力,扫荡冀察残敌,完成抗战使命,全国军民同胞,所蕲求于兄部者,惟此而已矣!
命令新四军接电报后迅即将全部撤到旧黄河以北.11月19日,毛泽东以上述受令者“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
蒋介石则发手令宽限新四军的北移期限：
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展期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期.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即遵照参谋总长十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
移防
毛泽东覆电后,共产党新四军并未如皓电及共产党中央所言随即移防.另一方面,因迟迟未见移防,同年12月3日,蒋介石致电叶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过长江,在江苏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此电且仍受共产党党中央认同.
不过此军令一出,前往换防的国民党军队（40师）与共产党军队纷争再起；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猛攻曹甸,国军损失惨重.除此,中共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却仍驻地云岭,以“处于第三战区包围之中,对国军可能的突然袭击缺乏准备”为由,并不按中共中央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指示的路线北渡移防前进.12月9日,不耐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下令反击.
12月中旬之后,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再次发电,严令皖南新四军于12月底以前过江.受此压力,1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26日,中共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批评.12月28日项英召开会议,决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线：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
事变经过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遭到顾祝同以新四军“违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袭围攻国军第40师”为理由,无预警地将新四军军队包围和袭击.（中华民国官方文献则指出新四军首先攻击国军40师,顾祝同率军随之拯救）
6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8万多人,在蒋中正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项英曾数次发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枢延安,要党领导毛泽东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毛并无相关回应.9日,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10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12日,毛要求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周恩来在13日向国民党提出抗议.
两党交涉期间,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因兵力薄弱陷于绝境.为保全部队,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致书上官云相,指责其“背信弃义”,表示愿往上官总部协商.14日叶挺一到上官处即被扣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于突围时阵亡.同日,新四军茂林阵地完全被占领.全军约9000人,除约2000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阵亡.
后续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与副参谋长周子昆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突围逃出,3月12日两人于泾县濂坑石牛坞赤坑山遭随从副官开枪打死.1月17日,蒋中正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中国共产党进行回击,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自卫,在政治上反攻.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此事变主要将领叶挺虽遭逮捕,但受苏俄、英国等国关切下,仅予以监禁.1943年,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以“抗日战争”、“制裁解散新四军”及“肃清江南共军”有功,被中华民国政府颁发中国军人最高荣誉之青天白日勋章.
蒋介石对皖南事变的讲词：
“这两周以来,敌人假借我们新四军事件,造出许多离奇怪诞的谣言,姿意挑拨中伤,不仅企图动摇我们抗战的精神,而且妄冀迷惑国际间对我国抗战的视听,求逞其侵略中国的迷梦……….即就我们此次处置新四军事件来说,无论中外人士,大家都知道,这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性质很明白,问题很简单,事情也很普通.凡违令乱纪的军人,在所必惩,至于称兵作叛,袭击友军,侵占防地,妨害抗战的军队,更必然的须解散.这是抗战治军的天经地义,除非像无法无纪的敌国少壮军人,才会把这件事看做一种特殊而不寻常的事件,故意来作夸大的恶意宣传………. “尤其我们自抗战迄今,处罚违抗命令,触犯军纪的案件,如韩复矩、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之类（注一五）,已不止一次,这次新四军因为违抗命令,袭击友军,甚至称兵作乱,因而受到军法制裁,这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它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这是大家都能明白的第一点. “其次,我们当时对于韩复矩、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件,只是将他们三个负责主管长官正法,而对于这次新四军事件,为什幺要将他番号取消,部队解散?关于这一点,我亦要向各位说明,因为当时韩复矩、李服膺、石友三,只是其主管本人不服从命令而已,而并没有称兵叛乱,攻击友军的行动.各位都已知道,当时中央命令韩复矩坚守山东,他却不守山东,而偏要擅自退往陕西汉中.想保存他个人的实力.中央命令李服膺在前线抗战,不许退却,他却不遵令前进,反要擅自后退,甘冒革命军的连坐法.至于去年石友三之伏法,亦是如此,当时统帅部命令他移驻豫西,他偏抗命不动,盘踞豫东,骚扰地方,勒索人民.但这三个人虽然是违抗命令,而其部队并没有反抗叛变的行动,所以只要将他三人执行纪律,其部队官兵不仅无处分之必要,而且因其官兵皆深明大义,遵令整编,所以政府依旧爱护保全.但这一次新四军一案,就与此不同了,统帅部自去年十一月以来,迭次命令要他北上,移驻指定地区抗战,他偏按兵不动,到了最后限期已过,他还要自由向南移动,作一种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明目张胆,来袭击第四十师及上官云相的总司令部,实行叛变,所以我们要执行军纪,将他全部解散.由此可知这次解散新四军一案,不过是我们在抗战期中整饬军纪普通的一例而已.… ………但自去年以来,新四军违抗命令,违反纪律的案件,层出不穷,中央虽一再宽大为怀,剀切告诫,促其觉悟,无如他怙恶不悛,竟至称兵叛变,袭击友军.中央在此情形之下,就再不得有所姑息,再不能不严加处置,但在我个人对此事件,只有悲痛与惭愧,因为部属的罪恶,就是我作长官的责任,也就是我的耻辱.因此各位须知这不是一件什幺可安慰的事,这是万不得已的一页痛史.现在新四军事件虽然已经处理,而我国民革命军在光荣抗战中间,毕竟留下了一个污点,我身为统帅,我的伤心实在任何人之上,这是大家必须明白认识的第二点. “复次,我们为什幺要如此严格整饬军纪,因为军纪是军队命脉之所在,亦即国家民族生命之所寄.我们抗战之成败,就看我们的军队能否执行纪律,而这次新四军之公然称兵抗命,破坏军纪,我们政府能否澈底执行纪律,就是我们国家能否生存的最大一个关键.因此我这次乃抱定决心,要严肃军纪,以挽救全军的危亡,保障抗战的胜利,维护国家的生存.反之,如果我们这次不能整饬军纪,任令部队军人违反命令,破坏纪律,那末,军队失败,国家就要灭亡.并且国家付托我以统帅大权,如我统帅个人希图苟安一时,不惜姑息养奸,致陷全军于危殆,那不仅有负职责,而且对不起我们全军官兵,和一般已经为抗战牺牲的将士同胞.并且严格言之,这就无异我统帅纵容部属军队违法乱纪,陷他们于灭亡自杀之途,那这就是我统帅莫大的罪过.因此,我宁愿不顾一切牺牲,必须彻底执行纪律.凡属国民革命军的将士,必须明白军纪重于一切,军纪一律平等,决不能稍有偏袒不公之处,亦不能因为姑息一二少数人而置军纪于度外,以致抗战失败,陷国家于灭亡,这是大家必须明白认识的第三点.…………. “总之,这次处置新四军事件,完全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主要的意义完全为加强抗战.语其要点,就是：（一）打击敌人妄冀我军纪败坏,内部分裂,以减弱抗战力量的妄想.（二）申明军队的纪律,使全军得所观感而振奋自爱,为国效命,因而加强我们团结抗战的精神.………”.
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的通告：
“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删（十五）亥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泾县潜向南移,竟于四日,胆敢明白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我前方被袭各部队,对此不测之叛变,若不忍痛反击,不仅前线各军之将士,无以自卫,而且整个抗战之国策,亦必被其破坏无余,瞻念前途,痛愤无已!职为应付危急,伸张纲纪,不得不为紧急处置,关于该军叛变全部阴谋,业于十三日将拿获该军参谋处长之供词,电陈钧察.兹已将该新编第四军全部解散,编遣完毕,该军军长叶挺于当日就地擒获,该军副军长项英潜逃不获,正在饬部严缉归案.所有处置新四军叛变经过,理合先行呈报,敬候钧核示遵.等语,据此,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国民革命军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藉伸军纪,而利抗战.特此通令.” “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新编第四军之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缘中央为调整军事部署起见,曾于二十九年十二月九日下令,限新四军全部,于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三十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并指定繁昌、铜陵一带,为其北移路线,讵该军并不遵照命令行动,又复借端要索,希图延宕.顾长官为维持军令尊严,督令该军,遵由原地北渡,该军悍然不顾,仍擅自行动,非特不向北渡江,而且由泾县向太平地区南窜,企图袭击上官总司令部.适第四十师由苏南换防,调至后方整训,新四军早已详悉其行军道路,及知该师于本月一日到达三溪,遂于四日晚,全部潜赴茂林（泾县南约八十里）,分兵左中右三路,向该师袭击,该师仓卒被袭,不得不加以抵抗,藉资自卫,第三战区顾司令长官,为整饬纪纲,乃下令制裁.至十二日止,该军已被全部解散,所有拿获该军长叶挺等,现已交军法审讯,该军番号业经明令撤销,此该军违反军令卒被制裁之经过也. “此次新四军违令叛变,非出偶然,而实本于该军一贯之阴谋,据顾长官元亥电,转报拿获该新四军参谋处处长赵凌波之供词,即可明了其真相,该项供词如下（见上节,从略）.该军叛变阴谋昭然若揭.第四十军仓卒应战,出于自卫,顾长官对该军相机处置,全部编,实为维持军纪上必要之措施.当此全国抗战,一致团结之际,竟发生此种叛变之事,殊可痛心,中央以军令必须贯彻,纲纪必须维持,而后方能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故断然将该军番号取消,并将叛军长官分别交军法审判,严缉治罪.此次事变,幸赖前方将士戮力用命,当地民众明辨忠奸,协助戡乱,而新四军官兵中大多皆深识大义,不甘附逆,纷纷投诚,用能于数日之中,平定变乱,此未始非顾长官应变若定所致云.”
[编辑] 评价
虽然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冲突中,国民党难得的大胜利,但事实上并未完全消灭总兵力达90000、3.5万支步枪、460挺机关枪之新四军,甚至连伤其十分之一都不到,在实质上远不如之前包括“黄桥事件”等冲突中国民党军的损失.反而因为皖南事变的发生,造成苏俄等国对国民党的指责.加上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让共产党抗日民族主义的主张和形象反而更受舆论支持.另外有一说法：项英和新四军原本是毛泽东的眼中钉,毛泽东借机除掉项英,更使周恩来失去赖以支援的军队,使新四军重回毛泽东的掌握,并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在江北的根据地却也日渐发展稳固,至1945年发展为30万人.
不过另一方面,中华民国官方文献与部分报导却称,总兵力达1.03万的新四军调防是1938年至1940年间国共双方部队多起武装冲突和的后续处理.文献亦指：蒋中正虽与周恩来多次会谈寻求解决之道,却在双方缺乏诚意情况下,让蒋中正于国民党部队多人伤亡的“黄桥事件”及新四军攻击40师情况后,下令将新四军“消灭”.另外,该处置与1939年9月,毛泽东声称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中共强硬立场有关.
除此,国民党军队之后宣称：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于逃亡被部下所杀,并“歼灭”共军约7000余人.而面对舆论对此事变的质疑,蒋中正于接见苏俄大使潘友新时及对外公开会议两度强调：“新四军事件完全为整顿军纪,绝无其他问题,更无损于抗战力量.”
当时民营的《大公报》对此事件的评论：
“这种自乱阵线袭击友军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只限令该军调防黄河以北,以避免冲突.这种处置,在中央可谓已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猜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展延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指定的路线上,曾有该军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军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 “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移的.我们只能就此事件一述纯国民的感想. “我们熟察现代国家的建国原则,并深思我们中国的苦痛经验,而确切认定建立国军的重要.国家的建军原则,必须是单一的.组织是一个,军令是一个,而意旨更必须是一个.一个军队不容有纷歧的组织,不容有多系的军令,更绝不容有两个意旨；否则,那军队就绝对不能作战,尤其不能对外作战.这原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在以往不能作到,乃是我们国军的最大苦痛.我们自民元建国以来,国家常处在分裂的状态,政治对立,军队纷歧,内战不休.国家在那种状态之下,所谓民族自卫权根本就不能成立.建国以来,遭受了多少外侮,我们为什幺不能发动自卫权?就因我们没有统一的国军,没有中心的武力.这状态,一直到黄埔建军,国家才有了中心武力的萌芽,更经蒋委员长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上,国家才有了统一的雏形,而经十七年全国统一之役,国家的统帅权实质仍未建立,国家仍陷于内战深渊.那时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自称苏维埃共和国,在福建更有一个所谓人民政府.国家有四分五裂之势,怎么还能抵抗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侵略?我们遭逢那样严重的外患,而国家仍在演着四分五裂的内战,真是危险万分.国家之幸,是蒋委员长所领导的这一脉中心武力,经过艰辛的洗炼,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定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三十几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拥护统一,反对分裂,是全体国民的良心,是我们抗战建国的必不可缺的条件!尤其在这大敌当前,强敌日削,胜利接近之时,我们全体国民必然吐弃一切蔽于党见而贻害国家的行为!………”

明明是共CD 在黄桥事件先去打的人家！！！却说是人家不要脸~~~ 共CD都厚颜无耻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 ~~~都说皖南事变怎么不说说人家为什么打你~~~黄桥事件共CD 去杀海了台儿庄的抗战将领 军长李守维阵亡 -- 还搞得共CD好像有理一样真是TMD厚颜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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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共CD 在黄桥事件先去打的人家！！！却说是人家不要脸~~~ 共CD都厚颜无耻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 ~~~都说皖南事变怎么不说说人家为什么打你~~~黄桥事件共CD 去杀海了台儿庄的抗战将领 军长李守维阵亡 -- 还搞得共CD好像有理一样真是TMD厚颜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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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估计了国民党琅外必先安内的决心

项英和叶挺将帅不和。

黄桥之战引发，日军打不下来的黄桥，被新4军打下后，日军来攻，新4军根本没做丝毫抵抗，直接送给了日军。

蒋介石为了！消灭共产党！故意搞摩擦！

简单说就是，抗日总指挥蒋让新四军在计划时间内北上抗日，但是新四军听命延安，推诿拖拉，迟迟不开拔（实际形同抗命），最后南辕北辙跑到安徽东南钻进对此早有觉察的国军设计的包围圈，发生军事冲突而已没必要说的婆婆妈妈吧，简单说就是，抗日总指挥蒋让新四军在计划时间内北上抗日，但是新四军听命延安，推诿拖拉，迟迟不开拔（实际形同抗命），最后南辕北辙跑到安徽东南钻进与新四早有嫌隙的国军设计的包围圈，发生军事冲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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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就是，抗日总指挥蒋让新四军在计划时间内北上抗日，但是新四军听命延安，推诿拖拉，迟迟不开拔（实际形同抗命），最后南辕北辙跑到安徽东南钻进对此早有觉察的国军设计的包围圈，发生军事冲突而已没必要说的婆婆妈妈吧，简单说就是，抗日总指挥蒋让新四军在计划时间内北上抗日，但是新四军听命延安，推诿拖拉，迟迟不开拔（实际形同抗命），最后南辕北辙跑到安徽东南钻进与新四早有嫌隙的国军设计的包围圈，发生军事冲突，差点被灭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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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就喜欢清除异己，关于皖南事变，官方的言论是正确的。但国民党也没什么错，因为是共产党强逼着人家联盟的，人家又不愿意。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这明显地暴露了国民党制造分裂、挑动内战的险恶用心。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据理驳斥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而蒋介石对此不予理睬，仍按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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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这明显地暴露了国民党制造分裂、挑动内战的险恶用心。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据理驳斥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而蒋介石对此不予理睬，仍按原定计划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将江南新四军立即“解决”。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 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941年1月17日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不久，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正式成立。随后，新四军扩编为9万余人。同时，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揭露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的真相。在一片反对声中，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更陷于孤立。1941年3月，蒋介石被迫“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彻底击退。
项英与皖南事变
1941 年l 月15 日，即在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结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尚未与皖南被围、突围人员取得任何联系，对新四军皖南部队伤亡、被俘情况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匆匆发出了一个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认为‘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并加以“不服从中央”、“阳奉阴违”、“自寻绝路”等罪名，而且与叛徒张国熹相提并论。从此，项、袁的革命业绩，包括他们对创建和发展新四军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被一笔抹煞。但这个决定并不是最后的决定，因为这个文件的最后一条写道：“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可至今已六十多年，经历了十次党的代表大会，均未讨论议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史学界和新四军的老同志就提出重新评价项英的问题。上世纪80 年代初，根据小平同志指示，中美双方达成翻译出版〈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协议后，由我方重新撰写我党我军历史和人物条目。有一天，胡绳同志主持开会讨论编写中的一些问题。姜椿芳、刘尊棋、李琦、廖盖隆等一二十位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时，中央档案馆刚刚公开出版了有关皖南事变的电报。李维民在会上提出，这些电报充分证明了当年把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损失的全部责任推到项英身上是不公正的，请示在项英条目中应当如何表述。当时重新评价项英的条件尚不成熟，富有经验的胡绳同志表态说：’ ’既然是简明百科全书，字数不能太长，皖南事变的事就不要写了。”这是第一次在正式出版的关于项英的条目中，没有提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1982 年，开始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 军事卷，王辅一负责撰写项英条目。对于皖南事变问题如何表述，经过许多同志集体讨论，1984 年12 月先后经胡绳、余秋里、杨尚昆、胡耀邦同志一一审定，对项英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对于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只写了‘负有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纠正了当年的片面指责。后来，王辅一根据中央和军委审定的项英条目的基本评价，写出42 万字的《 项英传》 ，1995 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1998 年5 月13 日，经党中央批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项英诞辰100 周年座谈会，吴邦国、曾庆红、张震等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迟浩田同志代表中央和军委发表讲话，对项英的一生作了全面的评价。指出：’ ’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
关于如何评价项英和皖南事变的问题，本来已经解决了。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史研究领域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可是，2003 年8 月在央视一台播出拟新四军》 电视剧，继续沿用片面指责项英的错误观点，在北移的时机、路线等问题上，给人以中央三令五申，叶挺每每提出正确主张，却被项英一一否决的印象，严重歪曲了历史真相，误导了广大观众。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再写此文以正视听。
关于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皖南部队何时北移，如何北移，选择什么路线，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虽然中央早有新四军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但由于情况瞬息万变，指示也是不断变化的。仅在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的前两个月内，项英就接到过各种不同的指示。1940 年11 月9 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答复国民党方面，表示新四军皖南部队将‘遵令北移”江北。第二天，即11 月10 日，毛主席致电叶、项，要叶挺去与顾祝同谈北移问题时，要以要求国民党两个军停止东进，不要进攻皖东，为谈判‘第一位问题”。H 月21 日中央给叶、项指示：’ ’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同日，毛主席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这样的分析：’ ’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 … 除吓以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 … 我早要北移，但是偏要再拖一两个月。”H 月24 日，中央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12 月底全部开动完毕。希夷（即叶挺）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但11 月30 日，毛主席又作了如下的分析：“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 … 冯玉祥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所谓惹急了他会撕开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同日，毛、朱致电叶、项：“你们29 日的布置很对。· · … 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介石）、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 月底移完不算太迟。”12 月3 日，毛主席打电报问项英：’ ’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12 月6 日，中央又确定项英先去重庆，然后和周恩来一起于1941 年1 月巧日前到延安参加“七大”。12 月14 日，中央给叶、项指示：’ ’ （一）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发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但你们仍需注意警戒。（二）移动时间蒋限十二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三）速向顾祝同请领应得之晌弹。”12 月18 日中央指示：“项（英）、曾（山）二人暂勿离开军队。’x ’希夷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作部署。”12 月25 日，毛主席发的通报还认为：’ ’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采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指复蒋方电报）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 … 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然而皖南的形势已日趋严重，由于新四军军部在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防区之内，叶挺曾多次去见顾祝同、上官云相，商定了军部北移的路线、时间等问题。但顾祝同忽然改变态度，项英急电中央：’ ’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费之推读，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 … 部队早已整装待发，两方交通因敌顽两方面不能顺利北渡。… … 情形如此，我们的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即速示，以免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地。”中央接到项英电报后，于12 月26 日复电项英等，没有回答项英的请示，只是严厉地批评：’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12 月29 日项英又接指示：“ （一）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二）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指示。”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项英与叶挺等决定1941 年1 月4 日全部北移，并得到中央的同意，7 日在转移途中遭到8 万国民党军大规模的进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上述经过说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和决策失误的并不止项英一人，把皖南失败的责任全部归罪于项英是不公正的。虽然《 新四军》 电视剧在一些具体方面试图从正面塑造项英的形象，但在皖南事变这个关键问题以及进军敌后和部队建设等许多重要问题上歪曲和贬低了项英。电视剧还把事变前从未当过项英随从副官的孙厚忠真名刘厚总）安排在项英身边，并虚构了项英袒护刘厚总的许多情节，目的是说明项英革命警惕性不高，用人不当，自食其果。事实是，皖南事变前，项英身边根本就没有副官，刘厚总是在副官处第三科管木工班和饲养班的副官，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刘厚总偶然遇到项英一行，才和项英一起行动。刘厚总经不起两个多月艰苦环境的考验，起了图财害命之心，于3 月14 日枪杀了项英和周子昆，携款潜逃。其结局也不是被电视剧虚构的余秀英打死，而是跑到国民党那里去报功，遭到冷遇和长期监禁。
项英是一位革命意志非常坚定的革命家，深受指战员尊敬和爱戴。1930 年12 月底，项英根据六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的决定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1931 年1 月16 日，在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后的第二天，他就发出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以非凡的革命胆识和勇气，纠正苏区和红一方面军肃AB 团扩大化的错误，提出用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解决当时出现的问题，尽管遭到六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的反对，其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军委主席职务被撤销，但历史证明项英纠正打AB 团错误的指导思想和做法是正确的，是长期被埋没的一大历史功绩。1934 年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中央领导人都随主力部队走了，项英奉命留下坚持斗争，他作为留在苏区的第一把手，和陈毅等同志一起，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37 年12 月13 日，中央政治局在《 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 中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持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项英正直无私，原则性很强。1939 年5 月，他从来自上海地下党的扬帆那里了解到蓝萍即江青）在上海时表现不好，在政治上、生活作风上都有问题。项英立即打电报向党中央反映，并讲到此人不宜做毛主席的夫人。此时江青已与毛泽东结合，项英提出这个问题显然会得罪人，但他直言不讳，这种远见卓识和刚正不阿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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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利益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