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本人正在写一篇关于知青歌曲的文章,麻烦大家提供一些当时知青驻扎的北大荒、陕北农村的现状材料~

知青上山下乡本人正在写一篇关于知青歌曲的文章,麻烦大家提供一些当时知青驻扎的北大荒、陕北农村的现状材料~
知青上山下乡
本人正在写一篇关于知青歌曲的文章,麻烦大家提供一些当时知青驻扎的北大荒、陕北农村的现状材料~

知青上山下乡本人正在写一篇关于知青歌曲的文章,麻烦大家提供一些当时知青驻扎的北大荒、陕北农村的现状材料~
我是上海市育才中学初66届（3）班学生.
　　1968年9月15日,我自愿报名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32团9连.因为在当年那特定的环境和形势下,我们无法扭转和违背上山下乡大潮流,而且也没有做什么亏心事,所以并不存在什么后悔的问题.假如可以进入时间隧道,回到1968年,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仍然会选择北大荒.
　　我从小就向往着部队生活,为了穿上那绿军装（虽然没有领章和帽徽）,我不愿意去离家较近的崇明农场,而报名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
　　我在那儿待了整整九年,我们吃了很多苦,经受了磨炼,所以现在我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有信心、有毅力克服.
　　当时我们没有怨天忧人,很单纯很乐观.我们也读了许多书,有政治、历史书,如《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我在箱子底下还藏了一些名著,有《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因为精神上没有萎靡不振,所以没有被困难所压垮.
　　正如我在个人主页春华秋实中写的：“曾经如火如荼的青春,伴随着朝阳蓬勃向上.那被汗水洒过的黑土地,在今天的夕阳中展现辉煌.回忆起那战天斗地的时光,我的心依然激情荡漾.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栽万年松.青春年华,千锤百炼.对于我来说是一笔财富,是一首绿色的生命之歌.
　　一、煤油灯下写书信
　　晚上,我坐在电脑旁,边回忆边“书写”着30年前的往事.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当年在煤油灯下写信的情景：
　　1968年刚到黑龙江时,连队还没有通电.一到晚上,家家户户在炕桌上点起一个煤油灯.玻璃灯罩中飘忽不定的小火花,至今还在我脑海中闪烁.我凑在油灯下写信,写给日夜思念着的远方父母,写给天南海北的同学朋友.有时看书或写信太专注了,头凑向煤油灯,越凑越近,甚至撩着了头发,熏黑了鼻孔.
　　那时写的书信,都是一些豪言壮语,譬如：“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栽万年松.志存海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还有“要做那疾风中的劲草,岁寒时的松柏,雪山顶上的冰凌花,永远扎根在北大荒,永远战斗在反帝反修的最前哨黑龙江”等,一套又一套的.现在看起来一定很可笑,但幸亏那时有这些精神支柱,才使我们能够笑迎任何艰难困苦,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否则,突然从繁华的大都市上海,来到这个连电灯都没有的穷乡僻壤,有可能会经受不住严酷考验的.
　　二、战天斗地,脱胎换骨
　　农忙时,队部的“八大员”（会计、出纳、统计、文书、教员、保管员、代销员和司务长）都得下大田.当然司务长专门负责送饭.
　　夏锄就必须挑烈日当空的大晴天,被刨出根的杂草经过暴晒才不会死而复生,那可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在那一望无际的大田,我们一字排开,每人一垄,挥动锄头,一步一步往前挪动.有时直到晌午,才能到达地头.我汗顾不上擦,水顾不上喝,无论如何努力,总赶不上大部队.我们的连长、指导员都是转业军官,他们对我们知青很好,只要认真劳动,不偷懒,一般都不会受到责备.指导员还经常从地头返回来接我.但我心中恨自己：为什么手上磨起一个接一个的血泡,却怎么也得不到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为什么脸越晒越红,最后就干脆蜕掉一层皮,怎么也晒不黑!?（老职工总是开玩笑叫我“土豆皮”）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脱胎换骨呢?
　　说起不喝水,除了节约时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以不上厕所.要知道在那一望无际的大田里,要“方便”的话是最不方便的事.如果地头没有小树丛,就必须一直往前走,到底走多少路,要看人而定.当地妇女走的路一般最短,她们好像不太在乎,而我们女知青,简直要走到地平线下去,思想越保守的人,走的路就越多.我每次到地头就累得不想动弹,总想多坐会儿.所以我就练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本事”,基本上可以一整天不喝水,这样就可以中午多休息一会,不去“方便”了.
　　三、收获季节,靠天吃饭
　　秋收时如果遇到洪涝天气就糟了,拖拉机在泥地里打滑,越陷越深.它们自身难保,更别说去牵引康拜因（联合收割机）了.苏联机械化程度高,几十台康拜因在一块大田里转,早就赶在暴雨天气前将粮食收回去了.而我们每个连队只有两三台康拜因,只好靠天吃饭.遇到老天爷不帮忙,连队的农工们就必须从早到晚在大田挥动镰刀,抢收麦子.我们喊着“人定胜天”、“小镰刀可以战胜大镰刀”等口号,那个时代,人的精神特足.我们在泥浆地里摸打滚爬着,有时中腰雨鞋陷入淤泥中拔不出来,只得放下镰刀,用手去帮忙,累得气喘吁吁的,经常滑倒在泥浆里,一天下来也割不了多少麦子.大田里的蚊虫又特多,北大荒有一种小飞虫叫“小咬”的,成群接队,密密麻麻追着人咬.有时我们把外套脱下来,包住头部,只露出两只眼睛,又闷又热的,“小咬”照样也能钻进来咬.
　　如果老天爷帮忙,康拜因能下地的话,人就可以轻松些.地头上安排些农工,负责割康拜因转弯时落下的拐角上的麦子.大多数人都在麦场上翻晒粮食.我经常跟尤特（一种带轱辘的运输车,车身有些像拖拉机）来回拉麦子.为了赶时间,一般跟车的不坐在车头内,始终在后面拖车厢中.回来时装了一车小麦,随你是坐是躺,很舒服.问题是去的时候车厢内空空荡荡,一路上又颠得厉害,坐是万万坐不得的.我们又练出了一身本事：可以单凭一把木铲,站在那飞奔的车厢中,两脚来回挪动,始终保持着平衡.那时胆子也真大,不怕被摔出去.这些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告诉妈妈的,否则她一定会担惊受怕.我们的家信当然都是报喜不报忧.
　　四、伤痕——永久的留念
　　我到黑龙江的第二年因为连续不断地腹痛被送到团部医院,被确诊是急性阑尾炎.
　　我住院时正逢1967年的国庆节.上午,病房里的北京知青听着中央台的实况转播都哭了,因为他们想起以前在天安门广场欢度国庆时的情景了.
　　我当时并没有哭.陪伴我的同学回连队取东西去了,我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静静地躺着.只是想,一定要告诉比较要好的同学,写信回家时千万不要提起我住院的事,以免我妈妈着急.
　　我的床边放了好多水果罐头,都是同学们和其他知青送的,那是当时能够买到的最好的营养品.还有一篮子鸡蛋,是连长派人送来的,连队有个养鸡场.
　　后来我因为右腹剧烈疼痛呕吐,吐了一地,痛得满头大汗.旁边的一个老大爷（病人家属）过来帮我打扫干净,我很感激,至今还记着他.
　　当我听到大爷对大娘说“这些孩子真可怜”时,我忍不住掉眼泪了,我好想远在上海的爸爸、妈妈.一个人得重病的时候最想家,想自己的亲人.
　　因为当时知青刚下乡,生病住院的很少,医院十分重视,派了最好的医生为我手术.他们都是军医,主刀医生姓童,很和气.术后第二天,童医生来到病床边,一本正经地问我：“排气了没有?”我愣了老半天才明白是什么意思,禁不住想笑.但一笑刀口就像要裂开一样的疼,只好拼命忍住了.
　　童医生经常询问情况,鼓励我下床走走,说可以促进肠子蠕动,防止肠粘连.他还扶着我在走廊上一步一步挪动,我的伤口恢复得很顺利.
　　等我出院以后,连队选我去参加知青代表座谈会.我这人情愿做,不善于说的,但当时怎么也推脱不掉.我没有觉得丝毫光荣,总觉得自己做的并不出色,是连长看我刚出院,不能干重活,为了照顾我而让我去“坐”着谈的,记得当时为发言写的开场白以及给妈妈的信中我都是这么说的.我是出院后才给家里写信说起住院开刀的事情.
　　以上就是我在黑龙江时留下的永久性纪念的经过.
　　童医生的确医术高明,他给我开的阑尾炎刀口极小,缝得十分平整,基本上看不出来.
　　有比较才有发言权.因为我女儿 6岁时在上海最好的儿科医院开阑尾炎,那刀口开得又长,缝得又不平整.如果给手术打分的话,童医生可以得 100分,儿科医院那个医生最多只能得60分.所以我的结论是：大城市好医院并不一定遇到好医生,在一些不出名的小医院中,往往有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的好医生的,关键是要看医生的敬业精神.
　　在此,我要向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2团医院、向童医生表示衷心感谢.
　　五、被飞机撞死的北京女知青
　　我的题目并没有写错.在我们团部某连,是有一个北京女知青,被飞机撞死了.而且事故并不是发生在飞机场的跑道上,却发生在大田中.
　　在黑龙江农场,土地辽阔,一眼望不到边.为了灭虫,经常要请小型军用飞机来帮助撒农药.如何给飞机撒药确定目标呢?这就需要地面人员配合了.如飞机是南北方向撒药,地面上就要派出好几十个人,沿南北方向一字儿排开,人与人之间隔几十米,每人手中举着一面小旗.飞机飞到地头后,降低高度,沿着小旗指引的方向边飞边喷洒农药.等飞机飞过去后,人们一起朝东（或朝西）跑上五十步,再等飞机返回.也就是在地面上做个会活动的标记吧.每次撒药,我们总是首当其冲,满头满脸,全身上下,都是呛人的药粉.
　　出事的连队正好处在丘陵地带,而那个北京女知青又正好站在高处,前面是一个洼地.撒药那天风又较大,飞行员怕农药随风飘远,所以超低空飞行.不幸的事发生了,在掠过高地时,飞机下面的起落架撞上了北京知青的头部,当时情景极其悲惨.
　　汽车、火车撞了人后,会立即停车,交通警察会来处理事故.但飞机的速度太快,撞上人以后,飞行员却一点也不知道.等地面指挥官命令飞行员返航时,他还以为是为了加农药.一下飞机,指挥官问他在飞过丘陵小高坡时有何异常,他说好像撞上过一个树桩.等到他明白了事情真相,并看到起落架上的鲜血和脑浆时,一下子惊呆了.听说那个飞行员很年轻,家中还有一个新婚不久的妻子.
　　飞行员后来如何处置我不清楚,但令人吃惊的是,女知青家竟会祸不单行.
　　噩耗传到女知青的家中时,她母亲正在生病,怕有意外,暂时瞒着她.女知青的姐姐和姐夫来到黑龙江,住进了我们团部招待所.他们处理完丧事,开了追悼会,准备第二天带了骨灰盒回家.谁知一早,那个姐夫竟然在招待所门口的“冰山”上滑了一下,后脑着地,当场死亡.到过北大荒的人都知道,冬天零下三四十度,泼出去的水马上结成冰,一层一层的水泼上去,每个大门口都有一个“小冰山”.所以泼水时要不怕冷,尽量多走几步,用力往远处泼.因为门口根本没有下水道.
　　可怜那个知青的姐姐,还没有从失去亲妹妹的悲痛中缓过劲来,突然丈夫又走上了黄泉之路.她带着两个亲人的骨灰回家乡,多么悲伤,又多么凄凉.
　　六、窦参谋之死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们军垦农场进入了紧急备战状态,经常进行演习.这个窦参谋并不是我们团部的,他是武装部队的参谋,长途拉练来到我们连.武装部队其实也不是正式军队,但他们有枪支弹药.
　　那个拉练部队来到我们连住下了,暂时休整几天.我们女的人少,分散到老职工家,腾出房间让他们做指挥部.
　　那天上午窦参谋与部队一个战士上山打狍子,我们后面有一座不大但也不算小的山.他们两人分头钻进山林,窦参谋可能走累了,坐在一个大树下歇脚、抽烟.窦戴了一顶东北的棉帽子,两边的帽耳翻了上去.那个战士在远处发现了“目标”,“是大狍子!”他立即屏住呼吸,瞄准了“狍子”的脑袋射出了子弹,那“狍子”应声倒地,战士高兴地大叫：“窦参谋,快来,我打着狍子了!”当他连奔带跑的来到大树下,不禁傻了眼,窦参谋满脸是血,已经咽气了.据说那人训练时枪法并不准,这次竟然一枪命中.
　　是我们一个上海知青开车上山,将窦参谋的尸体拉回来.那辆运粮车的车厢沾满了鲜血……
　　这两个悲惨的故事在我心中压了三十多年.愿那些屈死他乡的青年们安息.
　　七、珍宝岛事件发生后
　　1.头可断,血可流,祖国领土不可丢
　　我们三师32团地处佳木斯附近,离乌苏里江不远.“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备战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知青们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奔赴前线.但当时只要男青年,不收女兵.我与另外两个好朋友商量,如何才能了却“誓死保卫祖国”的心愿.我们想到了文革中最时髦又最管用的方法——写血书.那天晚上,我们来到礼堂,每人都在桌子上铺上一张纸,然后左手拿指甲钳,对准右手中指指尖用力剪去.刚开始感到很疼,而且挤不出血来.可能当时天太冷,心情又紧张.我心中责骂自己：“珍宝岛上解放军战士在流血牺牲,我现在手指头上出几滴血,就没有勇气了?”咬紧牙关,反复几次,终将手指弄破一个口子,血大滴涌出.我用鲜血在白纸上书写：“头可断,血可流,祖国领土不可丢.坚决要求去珍宝岛,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伟大的祖国.”当然一边写一边要用力挤压中指,否则就会写不清楚.
　　礼堂后面有一扇门,直通食堂.食堂值夜班的是个老职工,姓牟.老牟出来看到我们三个上海女知青在写血书要求上前线,很感动,特地给我们每人摊了一个葱油饼,那饼真香啊!
　　遗憾的是,指导员把我们的血书收上去后,并没有批准我们去珍宝岛,后来我们连队去了两个男知青,其中一个佳木斯青年姓张,还是个独子,没有再回来过,听说是牺牲了.
　　2.军事演习,行军拉练
　　记得那年头,每个连队都搞军事演习,行军拉练.深更半夜一听集合哨子响,我们就得打好背包跑步列队.而且不准点灯,怕暴露目标,必须摸黑行动.第一次紧急集合,不少知青手忙脚乱的,有的内衣外匆匆套了件大棉袄,有的袜子没有找到只好光着脚穿棉鞋,不少人鞋带没有系好,一跑就摔更斗.我们打的背包更是千奇百怪,没跑几步就松开了,只好抱着背包急行军,真是出了不少洋相.队伍集合好后,连长宣布：刚刚接到团部紧急通知,有一个苏修特务从飞机上跳伞下来,就在我们附近山林中,要我们去搜索.说完他带队往山上跑,连长是转业军人,当然久经沙场,他在没有路的山坡树丛中,跑得飞快,还不断往下传命令：“跟上!”“不许说话!”我们知青没有跑多远就累得呼呼直喘.山林中很暗,前面一个被树桩绊倒,后面的人看不清楚,也绊倒在地.知青中戴眼镜的多,有的人把自己的眼镜也跑丢了.不少女青年跟不上急得直哭,但又不敢停下脚步.我们都知道,如不跟上“大部队”,晚上一个人迷失在山林中,万一碰到野兽,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才知道,连长早有安排,专门派了有经验的老职工在后面担任收容.）
　　几次下来,大家总结了不少经验,如晚上睡觉不脱袜子不脱衣服,另外准备一条暂时不用的小棉被,事先捆好,放在床头.一听集合声,跳起来就往外跑.但因此也引起了后遗症,很长一段时间我晚上总是睡不踏实,甚至探亲回到家中,有时半夜会突然惊醒,一下就跳了起来,以为紧急集合了.
　　3.“我是O型,抽我的血”
　　为了备战需要,我们黑龙江建设兵团的战士基本上都验过血型.当我得知自己是O型血时,那个自豪啊,好像当上了战斗英雄.赶紧写信告诉别人：“我是万能输血者,我可以给任何一个人输血,以拯救他的生命.”记得我有个好朋友验出血型为AB型,那个懊丧劲儿别提了,好几天抬不起头来,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
　　验完血后,一直没有输血任务.只有一次,连队有个老职工得了重病,急需输血.我们十几个知青得到消息后,连夜跑六七里山路,赶到团部医院,要求献血.我把衣袖卷得高高的,抢在前头告诉医生：“我是O型,抽我的!”遗憾的是,医生非要A型血,因为病人的血型是A型.这时我才明白,万不得已时,O型血的人可以充当万能输血者,但对于接受者来说,最好还是同血型的输入.
　　现在,每年单位里都有献血的指标,却没有人肯去,只得排号或摸“彩”.大家（包括我在内）都瞻前顾后的,最好不要轮到自己,情愿发扬“爱心”,多捐些钱,怕献血会影响健康.当年,我们献血的热情可真高,而且是真正的义务献血,别说营养费和两个星期的休假了,那时可什么待遇都没有,最多可以吃几斤鸡蛋,因为连队有个养鸡场.
　　八、好美的罂粟花
　　你见到过罂粟花么?对,就是那能生产鸦片的罂粟所开的花.闻名与世的毒品海洛因,就是从鸦片中提炼出来的.其实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鸦片既是毒品,同时也是制药的原料,当地老职工也常用罂粟壳或罂粟籽治病.
　　七十年代,在黑龙江军垦农场,就有种植罂粟的务.记得罂粟花开花时真是美不胜收：大大的花瓣,浅浅的粉色,衬着绿叶,随风摇曳着.在北大荒,只能见到黄色、白色的小野花,初次见到美丽的罂粟花,我们这些女知青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罂粟花谢了,会露出了一个个绿色的烟葫芦（也叫烟桃）.收获季节,当地叫做“割大烟”.首先要准备割大烟的工具,那是用两小片长长的竹片,中间夹一片同样形状的刀片,用绳子紧紧绑好.刀口很锋利,从竹片中露出来一点点.另外有一个小铁皮桶,拳头大小,茶杯形状,有个把柄,可以套在一个手指上.桶的边沿有一个圆形的小缺口,缺口的半径比手指稍大些,磨的很光滑.
　　割大烟是精细活,清一色全是妇女,两人一组,一个在前割大烟,一个在后刮烟浆.当然割大烟的是技术活,割轻了,不出烟浆；割重了,烟葫芦会漏气,以后就再也割不出烟浆了.所以必须左手轻轻捏住烟葫芦的两端,右手将割刀稍稍倾斜,平心静气地沿着圆周划一圈.待会儿,刀口处就会沁出一滴一滴的白色烟浆,就好像在绿色的烟葫芦上挂上了一串白色的珍珠.跟在后面的人左手食指上挂着小铁桶,大拇指和中指轻捏住烟葫芦的两端,右手中指把那串白色的烟浆抹去,再在小铁桶的缺口中一抹,烟浆会随着时间逐渐变成浅咖啡颜色.就这样干上半天,可以割小半桶烟浆.收工时,大家把烟浆倒在一起,专门有人负责晒大烟.经过烈日暴晒,烟浆颜色会由浅咖啡色变成深咖啡色,最后变成一块四四方方的固体,称好后,用厚厚的纸包起来.
　　每年收下的大烟总是由连长亲自送到团部去,要走六里多路.为了预防意外,连长还背上一枝步枪.有一年,我和连长一起去交大烟,连长还让我放了两枪呢.虽然什么也没有打到（我是朝天放的枪）,但也算过了把瘾.
　　割完大烟的烟葫芦也会变成深咖啡色,上面布满了一圈一圈黑色的刀刻痕迹,里面有一粒粒黑色的大烟籽,一摇哗哗响.有一年,我给妈妈寄信时,在信封里装了一些罂粟籽.后来听妈妈说,她在花盆里种出了粉红色的罂粟花,很是美丽,很是稀罕.
　　九、不可思议
　　你管理过自己的档案吗?你给自己发过函调吗?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我都亲身经历过.
　　1.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档案自己管
　　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期,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的一个连队里当文书.全连的老职工、知青以及我自己的档案都由我这个小文书管理,只有连长及指导员的档案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
　　我把这几百个大牛皮纸袋装着的档案存放在一个大橱内,并且编上号,用一个本子登记了姓名及编号,以便查找.因为每个月都要做一份报表,所以经常要翻阅档案.
　　知青的档案都很简要,是毕业的学校制作的,里面只有几张表格,如学生登记表、体格检查表及政审表等.其中有一些是学校人事干部到学生父母单位去抄来的一些档案材料.当时看起来似乎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现在想起来都是些可笑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老职工就不同了.当时老职工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转业军人,另外一种是劳改释放分子,除了这两类,就是一些从山东、河北等地过来投亲靠友的所谓“盲流”人员,“盲流”人员是没有档案的.老职工的档案都比较厚,尤其是劳改犯,里面有不少审讯记录,红色的公章、红色的指印,以及歪歪斜斜的签名,翻阅时总有一些异样的感觉.所有的文书都受过保密制度的教育,凡是在档案上看到的事情绝对不可以对外透露.我认为自己做得不错,即使是自己最要好的同学,我也没有提起过所知道的事情.
　　我对自己的档案了如指掌,原来里面有一份血书,是我自己加进去的.“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连夜写了血书交给党支部,要求去参加战斗,保卫祖国.可惜没有如愿,事后指导员让我把血书放进档案.直到1977年返沪,我才与自己的档案“告别”,后来有一次调动工作,为了省事,档案由我带过去,管人事的干部把那个牛皮纸袋左封右封,真像是绝密材料似的,我心中暗自好笑.不知那份血书现在是否还在我的档案.
　　2.自己为自己发函调,调查自己政治背景
　　文化大革命中会议真多啊,大会、小会接连不断.每次开会,指导员就叫我念文件或批判材料.看着大家昏昏欲睡的模样,我越念越快,就好比相声演员说绕口令,甚至整段整页的跳过去.今天我能顺利通过教师普通话考试,与当年的“刻苦训练”是分不开的.
　　要整党了,我这个小文书竟被选进了整党工作组.我赶紧找整党组长申明：我并不是党员,谁知他叫我马上写入党申请.天哪,我连共青团还没有加入呢!但上级的命令是要绝对服从的,我只得连夜赶写入党申请,反正那些豪言壮语当时背得滚瓜烂熟,要多少能写多少.
　　没几天,指导员交给我一份名单,有知青,也有老职工,大概三四个吧.叫我立刻去团部保卫股发函调,我发现其中竟然有我的名字.我不得不填写了函调表发往父母单位,调查自己的家庭出身及政治情况.回函内容不出我所料（因为我的档案中早有记载）：伯父在美国,一个堂兄1948年留学美国,是内科医生,一个堂兄1949年留学美国,是外科医生.虽然我出生时他们早就去了国外,而且没有通信来往,但在文革时期,有海外关系就是件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记得一部电影中的对白：“海外来人了.”这个“海外来人”就是特务无疑.
　　我从团部取回函调材料,交给指导员,他没说什么,支部讨论后,让我把函调插入各人档案,当然我入党的政审关就没通过.通不过就不入吧,问题是他们过几个月就给我一份名单,每次都有我的名字.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我发函,自己调查自己.每次回函又大同小异,真使我忍无可忍.最后支部终于明白：我的“政治污点”是无法抹去的,不再坚持让我入党了.随后我非常顺利地加入了共青团,可能团员的政审条件要求可以降低一些吧.
　　后来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时,虽然群众给我的选票很多,仍因为我的海外关系政审没有通过,那次给我打击确实很大.谁知1977年我病退回沪后赶上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并且顺利考上了上海师大.毕业后分在上海一所中学教书.而我的那些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同学,大多数人在外地工作.他们的孩子成了所谓的“知青子女”,为了孩子考大学问题,他们还在来回奔波着.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十、愿悲剧不再发生
　　看了蓝色大卫制作的 MTV《我们这一辈》(点击收看),心情久久无法平静,那14名知青稚气未脱的面孔,时刻浮现在我眼前.
　　1970年11月 7日,35团团机关和工业二连的13个女青年和一个男青年为了扑灭山火,都在那一夜壮烈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哈尔滨,小的仅17岁,大的也不过22岁.他们的名字：栾英、潘文瑄、王晓勤、王秀荣、薛克平、傅小芳、耿淑媛、马玉兰、周秀兰、郑秀荣、王立荣、刘文、史丽露和男青年傅强,我们永远怀念.
　　（详见：宋世琦《永生难忘“11·7”》http://www.chinabdh.com/todaybdh/zqw05.htm）
　　我、微风和大卫等都曾经在北大荒参加过扑灭山火的战斗.
　　我是32团的,离35团比较近.
　　1970年11月,35团因为烧荒跑火,烧了几天几夜,一直烧到了中苏边境.记得那年秋天干旱,野火越烧越旺,我们32团也有不少山林燃着了,情况十分紧急.
　　接团部命令,我们多次乘军用大卡车,上山扑火.有时一天上山去几次.刚把火扑灭回来,脏衣服浸到水盆中,还没有来得及洗,就听到紧急集合的钟声赶紧往外跑.有一天我接连泡了三件衬衣,后来干脆脏到底,不换了.
　　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次晚间上山,每人带了几个馒头做干粮,在山林中深一脚浅一脚的走着,周围都是烧焦了的树木,哪儿有火,哪儿就是我们的战场.
　　远处山头火光冲天,我们就往那儿跑去.当时心里一点也没有觉得害怕,只想着考验自己的关键时刻到了.
　　幸亏我们连长很有经验,事先把知青分成几个小组,指定老职工带领.我们扑火的工具是树枝和麻袋.老职工会看风向,跑到火场边,老职工事先将一片空草地点着,烧完后,带着我们背风扑火,并时刻提醒我们注意安全.
　　我们表现都很出色,轮流冲上去,拼命挥动手中的树枝和麻袋（周围没有水源）.烟熏火燎的,辫梢、刘海甚至眉毛也被火燎着了.
　　现在我明白,人和火斗,并不靠勇气、毅力,全靠经验、智慧,还有就是运气了.
　　掌握风向尤其重要.如果火迎面烧来,或被火包围住了,要在火快到眼前时迎面点火（这时的风一定是吹向火场的）.就可以烧出一块安全的地方.火点早了点晚了都不行,十分危险.
　　35团那14位知青,就是因为没有扑火经验才葬身火海的.
　　我们连队几次扑火,还在山上过夜,但没有人员严重伤亡.如果遇上一个没有灭火经验的领导,凭我们当时的一腔热情,很可能与35团那几位知青一样长眠在北大荒了.
　　大卫的 MTV使我又想起了1970年11月在荒山上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让我们为那些牺牲在北大荒的知青们致哀,永远不要忘记他们,也希望此类悲剧永远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