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联系中国历史中的华夷之变和道器之争的关系,评价与思考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的主张.

请联系中国历史中的华夷之变和道器之争的关系,评价与思考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的主张.
请联系中国历史中的华夷之变和道器之争的关系,评价与思考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的主张.

请联系中国历史中的华夷之变和道器之争的关系,评价与思考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的主张.
一、华夷思想
发轫于中国上古华夏民族的形成时期,在汉朝时开始引入中华帝国的外交理念之中,后经过唐、宋两朝的发展和充实,在明、清时期趋于成熟.“中国奠安,四夷得所.”这是一种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在中国封建专制皇权的掌控之下万邦来朝的思想观念.
二、道器之辩
关于“道”与“器”的关系,我国近代学者郑观应的解释比较有代表性：所谓“道”,即“形而上者”,是万物与人性之本原,是治理国事之本；作为一种学问,“道”是“包含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的原理之学｡所谓“器”,即“形而下者”,是万物,是有利于物质发明和实际生活之末；作为学问,指“一切气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等“后天形器之学”｡
关于道和器的关系,重道轻器的思想长期占上风｡要么强调要“以道御器”,即要让器服从于道,服务于道｡要么强调“道本器末”,即道是根本,其他一切是道的外在表现,器是从生、从属的东西｡受这种观念的影响,科学技术研究在中国长期没有得到统治者应有的鼓励和重视,特别是自近代以来,根本就没有产生我国的现代科学、实验科学｡
三、洋务运动
是十九世纪六十到九十年代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略语.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
“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体”,即根本的意思.“用”,即具体的措施.
中体西用,是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涉及的内容包括兴办军事工业、建设陆海军、创办民用工业和兴办教育事业.
四、中体西用的历史地位
洋务运动时期,封建传统教育仍然处在中国教育的主体地位.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在不危及“中体”的前提下侧重强调采纳西学,这既是洋务派的文化教育观,也是洋务派应对守旧派的策略.中体西用思想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期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日关系紧张,日本公开争夺作为“华夷秩序”中最基本的成员朝鲜,展开了甲午战争前夕中日之间的拉锯战,华夷思想受到来自日本的挑战.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在国际环境不利于洋务运动开展的情况下,洋务派仍然坚持通过办洋务来实现自强和求富,没有停息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脚步,甚至派出留学生留洋.这种把洋务坚持到底的精神对华夷思想所造成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
洋务运动无法撼动华夷思想存在的根基,只是在器物层面上对其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这种结果纵然令人失望,但是,与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相比较,洋务运动对华夷思想的冲击功不可没.作为中国封建主义皇权所追求的国际关系理念,华夷思想受到来自封建统治阶级的挑战,这种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专制统治,给近代中国社会留下向西方学习的宝贵经验与沉痛教训.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华夷秩序”寿终正寝,与此同时,华夷思想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毋庸置疑,洋务运动在摧毁华夷思想的道路上迈出了实践的步伐.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中兴起的一种旨在提倡西学的独特的文化观念形态.综观它在洋务运动的全程中所起的作用,“中体西用”论无疑是一种反对守旧排外、提倡文化革新的文化新论.它以“体用”、“本末”的关系,努力论证着中西文化可以相容、可以互补,努力论证着中国固有文化可以通过采纳西学而增益新知、焕发生机.因此可以说,“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的是积极作用.
不过,随着国家危机的日益加深,随着人们对于中国贫弱症结所在认识的加深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富强成因认识的加深,“中体西用”这种论式的局限性便日益显露出来.洋务派中的激进人士所提倡的西学,范围日益扩大,层次日益深入,从而也就把“中体西用”论的内容一步步扩充到了这种理论形式难以容纳的地步.当着要求全面学习“体用兼备”的西学、在中国实行变法改制的思潮萌动的时候,“中体西用”论式的实际作用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本是作为论证采用西学的一条有力理由,这时却渐渐变成了妨碍着从“大本大原”处学习西方的羁绊.洋务派中的激进人士虽然费尽心机,想把激进的改革主张和“中体西用”论协调起来,但一概无济于事,反而更证实了执意要用“体用”、“本末”、“主辅”、“道器”之类概念来界定中西文化在中国结合的模式,到头来必定会闹得左右支绌,破绽百出.
事实证明,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起了积极作用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因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内在的矛盾,无法构成一种严整的新型的文化观念体系.这也恰恰表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创造一种既符合时代进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化观的时代使命,已经提上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