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是什么?

伤痕文学是什么?
伤痕文学是什么?

伤痕文学是什么?
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图为卢新华最早登于《文汇报》小说《伤痕》 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卢新华 "伤痕"一词在学术界被用来概括文学思潮,最早可见于旅美华裔学者许芥昱的《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的讲话》一文.许芥昱认为,中国大陆自1976年10月后,短篇小说最为活跃,并说："最引大众注目的内容,我称之为'Hurts Generations',即'伤痕文学',因为有篇小说叫做《伤痕》,很出风头."有人曾对这个概括性的词汇提出过异议,认为不如使用"暴露文学"切合这个阶段的文学实质,但由于此词已于是被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因此在这里我们延用之.
"伤痕文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功能："宣泄".
[编辑本段]艺术评价
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宣泄,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并不高.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
从“伤痕文学”的出现至今,对其评说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艺争论.“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1980年代的重演.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的重新辩论与争鸣.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当人们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人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而从政治审美形态来说.“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围绕现实主义“真实性”诸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在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中逐步深入.现实主义复归的事实是当时审美“言说”的方式,这一言说对“历史”（文革）的审视,对自我的探求（反思）,对未来的追求和前进（改革文学）都与当时政治言说是高度一致的.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否认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附属地位,却也明白,文艺在与现实相接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权势话语的囿限.即便作为思潮存在的“伤痕文学”离开政治因素,不仅无从表述,也毫无意义.“伤痕文学”的文化取值,政治选择与民众期望高度一致,文学言说与政治言说一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
作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
,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作品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坏人做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与不平,是一种在肯定"个人崇拜"前提下的,对野心家的谴责.

其次
,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另外,由于"伤痕文学"作者们关注现实的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

第三
,"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其一,是表现灾难；其二,是在灾难中展现崇高.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这样,主人公就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
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1979,2）中,作者力图展现在文革"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并相爱结合了,幸福似乎降临在他们头上,然而他们却发现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历史把他们分开,历史又这样无情地捉弄了他们!小说的悲剧色彩在这时达到了高潮,但在读者为这种"乱伦"惨剧叹息的同时却不能不感到其中过分的偶然性因素,这种刻意添加的悲惨无疑使作品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产生使人震撼的力度.

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小河那边》,在作品描写了一场"乱伦"惨剧后,笔锋一转,写到了四人帮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亲被平反的消息,母亲工作的银行也表示要将二人从农村调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惊的是,从母亲留下的一封遗书中他们得知,原来穆兰是母亲在战争中抱养的女儿,与严凉并无血缘关系!－－一切的阴翳都被排除,正像小说最后两节的题目一样："飞向光明"、"鹊桥相会".这种完满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充满了人为的痕迹.
又如,《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林中少年孙长宁带着老师的遗愿与笛声,在无法报名的情况下闯进了音乐学院的考场,并恰巧碰到老师的知己主考.后者听着少年的笛声,仿佛看到了老朋友的身影,感到了老朋友生命的继续.这个情节无疑暗示了少年前途的光明,但其中却不免因其过份巧合与顺利而显得不够真实.
再如,在《伤痕》中,当王晓华读罢母亲的遗书后,作者进行了一段人物"化悲痛为力量"的描写：
"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痛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夜,是静静的.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这两个段落无疑是在讲述了一个悲惨故事之后,预示了前途的无限光明,然而这种预言又因毫无根据而显得十分空洞.
总之,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伤痕文学"具有明显的局限,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它的最大价值所在,是它连接文革"假、大、空"文学与新的体现"人"的真实性的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这种过渡性在冯骥才的《啊!》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现十分明显,后者虽然被誉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但却已经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深刻力度.
[编辑本段]代表作品
《班主任》/刘心武
《伤痕》/卢新华
《灵与肉》/张贤亮
《爬满青藤的木屋》/古华
《思念你,桦林!》袭巧明
《飘逝的花头巾》/陈建功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
《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
《我是谁》/宗璞
《啊!》/冯骥才
《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
《将军吟》莫应丰
《芙蓉镇》古华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
《走出迷惘》辛北

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卢新华最早登于《文汇报》小说《伤痕》，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

全部展开

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卢新华最早登于《文汇报》小说《伤痕》，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卢新华 "伤痕"一词在学术界被用来概括文学思潮，最早可见于旅美华裔学者许芥昱的《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的讲话》一文。许芥昱认为，中国大陆自1976年10月后，短篇小说最为活跃，并说："最引大众注目的内容，我称之为'Hurts Generations'，即'伤痕文学'，因为有篇小说叫做《伤痕》，很出风头。"有人曾对这个概括性的词汇提出过异议，认为不如使用"暴露文学"切合这个阶段的文学实质，但由于此词已于是被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因此在这里我们延用之。
"伤痕文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功能："宣泄"。

收起

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图为卢新华最早登于《文汇报》小说《伤痕》 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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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图为卢新华最早登于《文汇报》小说《伤痕》 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卢新华 "伤痕"一词在学术界被用来概括文学思潮，最早可见于旅美华裔学者许芥昱的《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的讲话》一文。许芥昱认为，中国大陆自1976年10月后，短篇小说最为活跃，并说："最引大众注目的内容，我称之为'Hurts Generations'，即'伤痕文学'，因为有篇小说叫做《伤痕》，很出风头。"有人曾对这个概括性的词汇提出过异议，认为不如使用"暴露文学"切合这个阶段的文学实质，但由于此词已于是被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因此在这里我们延用之。
"伤痕文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功能："宣泄"。

收起

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